“谢谢检察官，谢谢你们帮我们解决了监护权的问题，让我们拿到了赔偿……”。2026年5月15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接待大厅里，被害人家属代表付建军（文中人名均为化名）与委托代理人专程从会东县赶来，将一面绣有“秉公执法为民解忧，清正廉洁厚德敬业”的锦旗送到“暖东”办案组负责人手中。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起历时十个月的交通肇事案件，也是一个特殊家庭在检察官帮助下走出困境的真实缩影。
飞来横祸：一场车祸击碎两个家庭的平静
2025年7月19日，保安公司运输驾驶员胡斌与同事驾车送货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33岁的付明当场死亡。胡斌主动报警并联系急救，事后积极表示歉意，其所在单位也主动配合协商赔偿。
然而，赔偿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被害人付明家庭情况极为特殊：他是一名间歇性二级精神病患者，意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幼年父母离异，父亲付林也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父子二人的日常起居主要由92岁的爷爷付万才照料；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几亩农田的收成及两位伯伯的帮衬，日子本就过得紧巴巴。付明的突然离世，让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瞬间失去精神支柱和生活依靠，悲痛欲绝的家属们情绪激动，对于赔偿金额和后续事宜始终无法与肇事方达成一致。
案件移送至东区检察院“暖东”办案组后，承办检察官敏锐地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如果简单就案办案，一诉了之，既无法真正化解矛盾，还可能让两个本就艰难的家庭同时陷入绝境。
破冰之举：主动作为解决监护权难题
“办理每一起案件，都不能只看冰冷的案卷材料，更要看到材料背后活生生的人。”这是承办检察官常挂在嘴边的话。为了全面了解情况，办案组第一时间约见了付林的两位哥哥，同时调取病历、村委会证明及户籍档案，全面了解三代人相依为命的家庭现状。
在首次调解会议上，肇事方、保险公司、人民调解员、法院工作人员及被害人家属代表到场，经过耐心细致地沟通，双方就赔偿金额初步达成了一致，被害人家属也表示愿意出具谅解书。但人民调解员提出质疑：“付林是精神病患者，他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目前的监护人付万才已经92岁了，还能不能代表他签字？”这些问题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大家意识到，监护权问题确实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达成了调解协议，也可能因为主体不适格而无效。
“大家别着急，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妥善处理。”承办检察官当即承诺，将协助被害人家属完成相关法律程序。调解会后，办案组立即指定专人指导被害人家属准备申请材料，并主动与付林的户籍所在地法院会东县人民法院沟通案件情况、协调司法鉴定相关事宜。在“暖东”办案组地不懈努力下，经会东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2026年4月3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认定付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其二哥付建军为其监护人。拿到判决书后，付建军第一时间给检察官打来了电话，声音难掩激动：“检察官，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监护权问题的圆满解决，为后续的赔偿调解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再续调解：多方联动促成圆满和解
监护权尘埃落定后，2026年4月17日，承办检察官再次组织各方进行调解。调解现场，承办检察官耐心释法明理，一方面向胡斌及其单位坦诚说明付家三代人的特殊困境，讲清这笔赔偿款关乎付林余生的生存与医疗保障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向付建军等人详细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并告知胡斌主动报警、积极赔偿等悔罪表现。
最终，双方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达成一致：由保险公司、肇事方单位及胡斌个人三方共同赔偿被害人家属各项损失共计158万元。现场签署协议后，东区法院工作人员随即为双方办理了司法确认，依法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彻底打消被害人家属的后顾之忧。随后，付建军代表全家向犯罪嫌疑人出具了正式的刑事谅解书，对胡斌的过失行为表示谅解。
“这笔钱不仅解决我弟弟付林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和医疗费用，也了却了92岁老父亲的心头大事。检察官，要不是你一步步帮我们跑前跑后，我们这个家真的撑不下去了！”拿到司法确认裁定书时，付建军红着眼眶、紧紧握住承办检察官的手说道。
鉴于胡斌系自首，过失犯罪情节较轻，已全额赔偿并取得谅解，认罪悔罪态度良好，东区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拿到决定书时，这个沉默寡言的七尺男儿深深鞠了一躬，泪流满面：“谢谢你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要是我被判了刑，我的家也垮了。”案件办结后，承办检察官仍惦记着付林的生活情况，多次打电话了解付林和老父亲的生活近况。2026年5月15日，被害人家属代表专程赶来，送上了那面承载着全家感激的锦旗。
这起跨越十个月的特殊交通肇事案，最终以不起诉和双方握手言和画上圆满的句号。而这正是攀枝花市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一案双治”工作的生动缩影，实现了“办理一案、温暖一方”的良好效果。一面锦旗，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对于承办检察官来说，这只是她办理的众多案件中普通的一起，但对于付家和胡家来说，这却是改变他们一生的温暖时刻，而这，正是新时代检察工作最动人的模样。